许多人拥抱民主，是因为对专制的强烈憎恨。我在纽约遇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长者，他长期倡导民主思想和努力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他告诉我，他的母亲，一位中学校长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一事件给他震动极大，他由此幡然醒悟, 信奉民主而不惧得失。 他问我，我或我的家人是否曾受到冤屈。幸运的是，历次运动中我的家人（包括婚姻联接起的大家庭）无人遭受迫害和摧残；即便在大饥荒的三年，我的父亲是一位空军军官，空军的待遇保了全家人平安；我的妻子一家在上海也安然无恙，因为我的岳父留苏取得博士学位归来，立即投身到“两弹一艇”的重大科研项目，那是动乱年月唯一没有去折腾知识分子的地方。我与“党国”无冤无仇，为何却“自绝于党国”，远走美利坚？这完全是因为热爱自由和追求民主。

 

最佳政治模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进程让我选择成为托马斯-潘恩的追随者，信奉“哪里没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故乡”。八九年的铁血一夜之间把我变成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徒：“哪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故乡”。过去十八年来，我相继在费城、华盛顿和纽约工作生活，获得了对民主体制的丰富感受。作为一个十六岁就献身于政治学的学者，近三十年的思索告诉我：民主是政体中的最佳模特！她是政治学家心目中的“政治维纳斯”！

 

二十年前，我给民主命名为政治维纳斯。说起来有这么一段往事：继出版《走向未来》丛书的成功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决定推出一套《现代化丛书》，向国庆40周年献礼。我应约完成了《现代化与政治民主》一书，安排在1989年国庆面世。我所在的母校复旦大学原副校长、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特为丛书作序。在书中，我这样写道：

 

民主是诞生于地中海碧波之中的“政治维纳斯”。其命运与同胞姐妹艺术维纳斯相比，经历了更多的坎坷和磨难。艺术维纳斯长期泯没于中世纪漫长的黑暗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又才找到了她的倩影。后来，在1820年断臂的维纳斯挣脱尘土的掩盖重新亭亭玉立于世人面前时，全世界的公众都以爱慕之心接受了她，并奉之为至美的象征。而“政治维纳斯”—民主，在挣脱了中世纪暴君压迫和束缚后，却并未完全洗清血与泪的玷污，她不仅长期遭受种种旧势力的欺凌和驱逐，而且至今许多国家还在进行着是否接纳她或给与居留权的激烈论战。

 

在八十年代，我积极加入了这场激烈的论战，用一个幼稚孩童的真诚声音高喊：皇帝没有新衣！王权赤身裸体！中国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由于世人所知的原因，中国的民主志士未能阻止坦克在天安门广场上推倒压碎民主女神，政治维纳斯在中国再次蒙羞受辱。我的处女作尽管已完成清样和排版，也难逃厄运，成为我本命年蛇与龙（前者是《圣经》开篇创世纪伊甸园里的启蒙者，后者是中国千年专制的化身）抗争失败的见证，随我辗转于费城和纽约 （有幸徜徉于独立厅和自由女神旁），被束之高阁，封于尘埃。

 

但历史最终是会往前走的。就在1989年民主被绞杀于北京的同一天，共产党在波兰大选中败给团结工会，失去了对议会多数席位的控制，团结工会组阁并由其成员担任总理。共产主义的统治在波兰终结了。随后，民主浪潮席卷东欧和苏联。1992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产生了：民主体制在全球的所有国家政体中的比例占到53.2%，人类历史上民主体制第一次成为主流。到1996年，民主体制的比例更上升到61.8%。全球的绝大多数国家和人口生活在了民主体制下。民主成为了人类的选择。

 

民主含义及其价值

 

什么叫民主？民主是具有政治责任的政府体制。所谓政治责任是指政府官员必须对民众的利益诉求积极回应、认真服务；如果民众不满意，政府官员必须付出代价，承担责任。而公开的（所有公民都可以成为选民和竞选公职）、公平的、竞争性的选举是迄今为止被证明为最有效地保障民主内核—政治责任的手段。选举的胜负成为奖惩政党各派和政府官员的宪政资源。因此，许多政治学家（例如，熊彼特）把选举看作民主的底线，即熊彼特所说的程序性的民主。正值林肯诞辰200周年之际，有必要指出，他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出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是对民主的主体、内涵、和目的的最佳概括。当我们在为台湾的民主进步感奋不已时，也请不要忘记，1946年的中国宪法第一条就宣称，“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治民事之民主共和国。”

 

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对这一命题古今中外的论述已经汗牛充栋。有的从民主的工具价值着眼，例如，民主是否有利于经济成长、社会和谐和政府效率，等等。如果大家各执一端，不顾长期的和近期的、局部的和总体的、个人的和国家的多方平衡，尤其是压制个人、集团和社会的利益表达和自愿选择，民主的部分内容可能被扭曲为一种弊政。民主本身并不能给我们提供物质利益，但却给我们公民提供一个宪政框架和产权保障，让我们自由地、创造性地、和平地去追求物质利益。但真正的民主制度最大的工具价值不在于它可以让我们最后都进天堂，而在于它可以让我们远离地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发展上许多方面中国都高于印度，但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一次大的饥荒。而同期1958-1962年中国却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 据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披露，中国俄死3,600万人，少出生4千万人，大饥荒总共减少7,600万人。森这样写道：

 

实际上，贫困的民主国家，与一些非民主国家相比，有时会发生粮食生产和供给的更大幅度的下降，以及很大一部分人口的购买力更急剧的萎缩。尽管民主国家出现比专制国家发生饥荒时更差的粮食供应状况，但是他们却成功地避免了饥荒。（引自任赜、于真2002年译本，第176页）

 

杨继绳原本想把《墓碑》一书题名为《天堂之路》。他在这二者之间犹豫徘徊恐怕

也是想告诉中国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甚至全球的共产主义都未能把人民引向“天堂之路”，却留下了座座墓碑。

 

人们也可以从本体性价值为民主呼与喊。森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也论述了自由的本体性价值（intrinsic importance ）、工具型价值（instrumental importance）和建设性功用（ constructive role）。由于人的生命的运作和意义的实现是由能力决定的，人们“基本的可行能力”包括政治自由和参与，民主就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自由，毋宁死！”讲的是生命与自由二者的不可分割关系；一些中国网民在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当选时的发出的“太监窥淫”的感叹正好反映了中国人在人本意义上的残缺。从1949年算起，中国已有三代人就这样“残缺”地活着；已有一代人抱残守缺地进了坟墓。

 

在我的《现代化与政治民主》未刊书稿中，有“民主之为目的”一小节。我是这样写的：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统一体。精神世界的存在是人所以为人，并使之与动物相区别的重大标志。而民主正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民主是现代文明的一种内心渴求。正如水与氧气对于人类不可缺少，衣食住行能够满足人的肉体需求；随着人类逐渐摆脱粗俗的野蛮状态，进入文明时代，人性内部便有某种需求的觉醒与萌动，这就是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追求。满足这种渴求、实现这种愿望自然就成为人生终极目的的一个部分。民主之为目的也就成为不言自明之理，并非深奥不可及的学术疑难。汤因比在谈到民主时曾这样说过，“抛弃了这个神圣的称号，就等于愿意将自己置于文明范围之外，和有意选择使自己呆在那远离文明的黑暗之中。”因此，民主必然是衡量是否为文明人的标尺。

 

作为已献生政治学28年的学者，我近日刚刚惊奇地发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6-2008年），仅有五个国家从未举行过全国性的大选：不丹、文莱、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选举被操纵，但北朝鲜、古巴和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都曾举行过全国性选举。从人口角度来看，一个十三亿的泱泱大国仅仅与来自另外四国的两千六百来万人口为伍，对抗3/4的世界人口。这就难怪，尽管中国领导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可还有那么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党国的事情“指手划脚”。庄子说, 其美者自美，人不知其美；其恶者自恶，人不知其恶。那我要说，其恶者自美，人皆知其恶。

 

民主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政治领导人竭尽全力、动用宣传机器对民主制度、多党竞争、联邦制度、直接竞选、普世价值等展开了系列围剿，并试图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党集权制打造成人类文明的一种自由创造和选择。套用党八股的一些术语，我想要向中共领导进言：民主倒真是代表一种“科学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观”。

 

科学不是一套所谓客观、终极真理的总和，科学是一种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去探寻知识和真理的过程。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说，“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自从民主诞生，民主体制就保持者一种开放性。它允许人们选择自己，也允许人们抛弃自己。最根本的是，它为和平更换政府提供了程序和制度。她不断地接受王权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专制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但最后都成为胜者。从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来看，她是唯一在波普尔的证伪方法下存活并繁荣的政体。难怪，在1989年，当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两大政治经济体系在全球确立主导地位时，弗兰西斯-福山会欣喜若狂地高呼，人类社会已走到了“历史的终结”！

 

之所以福山说民主把历史推向了终极点，是因为民主是一个平衡态，或者可以称为“纳什均衡点”（Nash Equilibrium）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认为，在博弈中，如果游戏各方的战略选择确立以后，没有任何一方有动力单边地改变战略，那我们就可以认为，游戏已进入“纳什均衡点”。尽管民主体制内充满了党派争吵和利益冲突，但基本上没有多少派别是要立志推翻民主体制本身的。纽约大学政治学大师舒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又译普沃斯基)于2006年在《公共选择》学刊上发表了《作为稳态的民主》（Democracy as an Equilibrium）一文。他观察到，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1975年阿根廷的水平，亦即，6055.1美元，那里的民主体制就从未崩溃过。如果想想历史上共有77个民主政权在较穷的国家垮掉，这就是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与此相比，在发达国家35个民主体制共存了1000年而无一个死掉。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历经战争、骚乱、丑闻、经济和政府危机、和形形色色的困难和挑战，而后仍然得以存活。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民主制度存活的机率也相应提高。从1951年到1990年，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如果人均国民收入在1000美元以下，其任何一年的死亡机率是0.1636，生存期大概是六年。在1001到3000美元间，死亡率降到0.0561，生存期大概是18年。在3001到6055美元之间，死亡率在降到0.0216，使生存期达到46年。在6055美元以上会怎样，我们已经说过了：民主永存。

 

舒沃斯基得出了如下结论：

 

总之，民主的奇迹在于，冲突中的各派政治势力接受投票的结果。当政者甘冒失去政权职位的风险举行选举；失败者等待下次机会赢得职位。冲突得到管理和在规程下进行，从而变得有限了。这不是共识，也不是残杀。只是有限的冲突，没有暴力的冲突。正如弗利德里希-恩格斯曾观察到的，选票是“纸做的石头”。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民主可以让朝野双方远离暴力、免除人头落地的危险；可有人还就愿意带上专制制度吓人的丑恶面具，色厉内荏地统治。尤为可怕的是，中国有的政治和知识精英还拥有政治学、宪法学博士和硕士的头衔，却将民主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民主化对于政治学家和宪法学家的重要意义，就像现代化之于工程师，市场经济之于工商管理硕士，法治建设之于法官、律师。不拥护民主的人不配做政治学、挂政治学家的头衔；他们只配叫做帝王谋士、权术师。

 

民主的残缺美

 

当我们说民主是一种接受证伪主义的科学概念时，我们就已接受了另一个暗含的前提：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民主并没有绝对正确性和永不犯错的特性，她无权垄断公共空间。民主给普通公民和政治家留下了不断完善的空间，给政敌保留了批评的权利。怀疑论精神正是国家民主昌盛、个人权利彰显的基础。民主的不完善正像是维纳斯的残缺美。丘吉尔对民主有过这样的论述：“除去那些不时被尝试过的所有政体形式外，民主是一种最坏的政府形式”。在我们把所有的其他政体形式都消灭掉之前，民主就是政治的最佳模特，就是政治维纳斯。

 

套用王国维描述他苦苦追寻学问的三个境界，我对中国民主的苦追苦寻似乎也经历了三个境界。我已走过了第一境界：“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 我想我正好行走在第二境界中：“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想信，我会最终达到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正值情人节，我就把这篇文章作为一个礼物献给我的政治维纳斯！